“1939年2月的一个雨夜，快去电岩井英一！”潘汉年把纸条塞到马景星手里联美配资，只说了这一句便转身出了咖啡馆。短短十来个字，却改写了一条人命、也搅动了上海的暗流。
时间往前推八年。1931年秋，静安寺旁那家冷清的白俄咖啡馆里，潘汉年第一次见到袁殊。那时的袁殊还只是左翼青年作家。欧阳新在旁边轻声提醒：“他的胆子够大，也够灵活。”正是这句评语，让袁殊踏入隐秘战线。潘没有惯常的长篇动员，只丢下一句话：“入党，你准备好牺牲名誉没有？”年轻的袁殊点头，“准备好了。”
自此，他开始了一场谁也想不到的深潜。先是搬到上海社会局当股长，白天主持文件，夜里抄写密报。再后来摇身成记者，混迹日本领事馆茶会，一口流利日语让人误以为他是留学回来的亲日派。表面上投靠，暗地里递送情报；熟人见了直皱眉，他却一句“我可能要背黑锅”含糊带过。
淞沪会战爆发，枪声把买卖人的算盘震碎，却没吓退袁殊。他混进虹口的日军火药库，两小时摸清布防。情报飞到前线，中国守军调整火力，顽强守住苏州河。戴笠因此记住了这个名字。1938年底，戴笠要在上海扶植一支反特小组，杜月笙推荐了袁殊。潘汉年权衡再三，准许他顶着军统少将的头衔回到上海。
正当所有人以为这套两面身份足够危险时，意外还是来了。军统上海区区长王天木暗投李士群，密报换金条，袁殊的炸76号计划被一锅端。李士群把示意图拍在桌上冷笑：“合作，或者枪毙。”袁殊擦了擦皮鞋灰，慢悠悠回一句：“规矩我懂联美配资，但我也有人脉。”一句话逼得李士群不敢立刻开枪，只能先满足洗澡、点菜、通知家属这些“莫名其妙”的要求。
马景星进76号时，袁殊只是抖了抖衣角，低声说：“去找老潘。”没有哭，也没有求。她一出门就拐进霞飞路那间小咖啡馆。潘汉年听完，眉头都没皱，写了个号码：“给岩井打电话，说少将出事。”
这一招表面荒唐，实则击中要害。岩井英一是日本外务省在沪的“钉子户”，手握经费，也想培植自己的中国网络。早在前年，他就给袁殊塞过每月两百元的“交际费”，盼着对方彻底倒向日本。一旦袁殊被杀，他多年耕耘岂不打水漂？所以，当马景星说明来意时，岩井二话不说坐车直闯76号。李士群再狠，也不敢驳日本领事的面子，只能把袁殊交出。
饭局安排在南京西路一家日式料亭。岩井端起酒，“友谊长存，今后请你主持岩井公馆。”袁殊微笑：“大事，需斟酌。”当天夜里，他用暗语向潘汉年汇报，获准进一步接近岩井。从此，岩井公馆的大门为中共情报人员彻底敞开。上海滩最机密的日伪电报，先过潘汉年的眼，再摆上岩井的桌。
有意思的是，为了制造“高效能”假象，地下党有时故意把自家小据点暴露半截，让袁殊“立功”。日本人以为捉到真消息，实际上被牵着鼻子走。袁殊常挂在墙上的“忠诚”二字，汪伪探子看了暗喜，自以为他宣誓效忠天皇；只有熟悉暗号的人才懂，那是提醒同伴——忠于组织。
1941年租界被日军接管，文化界惨遭清洗。许广平被捕，上海震动。袁殊穿梭数天，借岩井与李士群的矛盾把她从牢里捞到76号，再用内山完造的关系保释出城。外界只闻其名，不知背后曲折。
抗战结束，国民党忙着清点“胜利果实”。袁殊先一步把三箱黄金、外汇、契据偷偷转交党组织，用作上海情报站起家的资本。几个月后，军统才意识到账目不对，却已无从追查。与此同时，“袁殊是汉奸”的流言开始四处飞，他轻描淡写告诉战友：“黑锅早就准备好，算不了什么。”
北平解放后，李克农把袁殊调进中央情报部。“他熟日本，也熟国民党。”同事这样评价。袁殊白天写分析，夜里讲课，常常凌晨才回宿舍。有时他自嘲：“潜伏多年，好不容易以真名示人，反而不习惯。”
1987年，76岁的袁殊病逝于解放军三〇九医院。遗物里没有勋章，只有一本手写日记。扉页写着十二个字：“身外虚名不足道，信念不可弃。”知情者不多，却都明白，这句话才是他一生的注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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